日前，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继国务院发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之后，时隔多年，我国又一次发出的信用体系建设最强音。

　　有目共睹的是，近年来，我国信用体系建设成就斐然：标准规范相继出台，制度规则日趋细密，应用场景极大丰富，有力提升了我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此番《意见》站高望远，开宗明义：“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是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国民经济循环高效畅通、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毫无疑问，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视为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是这部纲领性文件的创造性表述。

　　细细揣摩，社会信用体系与优化营商环境之间，之所以关系紧密，是因为两者均以降低制度性成本为价值追求。

　　在“指导思想”部分，《意见》称，“进一步发挥信用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发端于2003年的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评估体系，也是主权信用评级、国际发展资金分配的重要政策影响因素，实质上影响着全球资本流向的重要风向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正是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亘古不变的主线。

　　何谓制度性交易成本？20世纪3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率先在“生产成本”之外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他发现，运用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并非毫无成本，产权保护、谈判签订合同、监督合同执行等都存在着交易成本。沉寂多年之后,“交易成本”终于引发了高度关注，并获得了进一步的阐释。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罗提出，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实际上就是“一个经济体系运行的成本”，而不是单纯的商业成本。说得直白点，制度性成本是指与个人无关、而与制度及其执行息息相关的成本。

　　与科斯同时代、当时也很年轻的中国经济学家张培刚在20世纪30年代研究时发现，当时湖南、江西等地的中国农民很穷，生产粮食的成本极低，但在沿海城市的粮食市场上，他们的大米却竞争不过远道而来的泰国大米。经过调查，张培刚发现，地方割据、关卡敲诈等大大降低了内地大米的竞争力。这种成本即世行所称的制度性成本，即无论市场主体如何努力，怎样聪慧，都必须承担的成本，这也正是世行评估着力于削减的。

　　而无论是科斯还是张培刚，他们描述的影响合同履行、关卡敲诈等种种违法违约行为，都构成了失信行为，因为，信用记载的，就是相关主体遵守法律规定与合同约定的状态。而《意见》所强调的正是减少失信行为，进而降低交易成本。例如，《意见》指出，围绕市场经济运行各领域各环节，对参与市场活动的企业、个体工商户、社会组织、机关事业单位以及自然人等各类主体，依法加强信用建设。不断完善信用记录，强化信用约束，建立健全不敢失信、不能失信、不想失信长效机制，使诚实守信成为市场运行的价值导向和各类主体的自觉追求。

　　2022年2月8日，世行发布了全球营商环境新评估体系概念书。2023年1月将正式启动新一轮评估。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意见》所关注的诸多维度，与世行营商环境的方法论高度契合。

　　《意见》的实施，将全面推进我国营商环境的优化。

　　其一，《意见》的实施，将进一步提升我国企业的“办事便利度”水平。企业办事便利度，即减环节、压时间、降费用，是世行营商环境评估的三大维度之一。《意见》强调，要健全信用基础设施。统筹推进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建设。加快信用信息共享步伐，构建形成覆盖全部信用主体、所有信用信息类别、全国所有区域的信用信息网络，建立标准统一、权威准确的信用档案。充分发挥“信用中国”网站、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网站、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的信息公开作用。进一步完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提高数据覆盖面和质量。也就是说，那些守法践诺的诚信主体，将获得良好的信用档案，在获取政府的公共服务方面，将更为迅速便捷。举例来说，以前经常被要求开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以及企业申请上市的无重大违法记录证明，也终将被信用记录所替代。

　　其二，《意见》的实施，将进一步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世行新的营商环境评估体系，增加了评估政府在促进良好的营商环境中的积极功能的指标。《意见》强调创新信用监管，加快健全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建立健全信用承诺制度。全面建立企业信用状况综合评价体系，以信用风险为导向优化配置监管资源，在食品药品、工程建设、招标投标、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医疗卫生、生态环保、价格、统计、财政性资金使用等重点领域推进信用分级分类监管，提升监管精准性和有效性。深入开展专项治理，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诚信缺失问题。可以想见，以上措施的贯彻落实，将持续优化我国政府的监管框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力促营商环境优化。

　　其三，《意见》的实施，将直接提升若干营商环境指标的水平。新的世行营商环境评估体系，将原来的“保护中小投资者”与“获得信贷”指标，合并为“获取金融服务”指标。对此，《意见》着墨尤多，在“以坚实的信用基础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部分，从创新信用融资服务和产品、加强资本市场诚信建设、强化市场信用约束等三个方面，进行了细致的阐述。例如，《意见》提及，发展普惠金融，扩大信用贷款规模，解决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融资难题。加强公共信用信息同金融信息共享整合，推广基于信息共享和大数据开发利用的“信易贷”模式，深化“银税互动”、“银商合作”机制建设。发展订单、仓单、保单、存货、应收账款融资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这些以信用为基础的金融产品的推出，有利于我国中小企业获得银行间接的融资。

　　在直接融资方面，《意见》指出，进一步夯实资本市场法治和诚信基础，健全资本市场诚信档案，增强信用意识和契约精神。压实相关主体信息披露责任，提升市场透明度。建立资本市场行政许可信用承诺制度，提高办理效率。督促中介服务机构勤勉尽责，提升从业人员职业操守。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打造诚实守信的金融生态环境。这些表述，与近期我国司法部门加大对独立董事、中介机构等履职行为的问责，可谓一脉相承。

　　最后，《意见》与世界营商环境评估方法论的契合之处还在于，世界银行新的评估体系，更加注重考察现实世界，而不仅仅是法理规则，同时改变以往基于“假设案例”进行评估的方法，引入大量的企业调查。《意见》强调的正是提升全社会的信用水平，建立以守法与履约实际状况为基础的信用机制，也就是说，以结果为基础、全面客观、真实真诚。

　　徒法不足以自行。《意见》擘画的宏伟蓝图，还有待于我们共同努力，以谦卑务实的作风，将目标要求转变为良善而精微的制度规则，切实践行，久久为功，必有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