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我国财政支农的直接补贴策略已经改变，未来将会逐步转向财政金融协同的间接补贴策略，这可以从中央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窥见端倪。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险费补贴管理办法》以来，中央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2024年5月21日，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在全国全面实施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的通知》，进一步细化了政策转向。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指出要加大对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优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农村倾斜。金融助力、支持农业发展既是适应市场变革的“应变之策”，也是增强现代金融业服务能力的必然选择。

　　农业信贷与农业生产投资的理论关系

　　有研究表明，家庭特征、金融支持、信息支持是影响农户从事农业生产投资的三大因素。其中，以信贷资金支持为代表的金融支持会对农业生产经营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在农户家庭收入、耕地面积、农产品市场需求等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农户会因为获得农业信贷资金而有较强的意愿开展大规模农业生产。比如，家庭农场需要大额的资金投入开展农业生产经营，而通常意义上的家庭农场自有资金较为有限，获取信贷资金对于提升家庭农场风险承受能力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因此，金融机构对于农业信贷资源的配置策略又会对农业生产施加可变的影响，此种交互影响更加证实了金融机构供给和服务能力的改善对于农业产业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农业信贷的现状与特点

　　（一）农业信贷的普惠性和平等性理念。农业信贷业务的定位始终围绕着乡村振兴、普惠金融展开。可以说在商业银行开展农业信贷业务的初期，对于农贷产品盈利能力的诉求被显著削弱，其更被鼓励获取较为微薄的利润从而帮助农户解决资金匮乏、农业产销机会不平等等困难。因此，农业信贷更侧重于服务“金融间接补贴替代财政直接补贴”。无论是小农户、适度规模经营农户还是家庭农场，金融机构对其从事农业生产没有职业分工上的歧视，因此在获取信贷资金上也相对平等。农业信贷要服务于城乡协同发展的目标，使各类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促进城乡产业融合，提升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化水平，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农业信贷的普惠性、平等性根植于城乡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初衷，农业信贷借助普惠金融的叙事逻辑赋能城乡产业集群，最终旨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宏伟蓝图。

　　（二）农业信贷的需求侧发生深刻改变。传统农户是农业信贷业务最为朴素的受众对象和客户群。然而现阶段，我国农业信贷市场的需求端涌现了包括新型专业大户、新型家庭农场、新型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一类新型农业主体。这种变化背后的原因在于，自给自足的自耕农生产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农业现代化生产。土地的规模化和集约化利用，使得农业的投入周期和回报被人为拉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由于市场定位鲜明，对农业技术、生产规模、生产流程有着更为精细化的融资需求。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例，其一般采取“公司+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通过订单农业、合同农业等利益联结方式与农户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关系。因此，如果金融机构缺乏前期市场调研，则会导致信贷供给与需求的错配，进而导致旗下金融产品与市场需求背道而驰。

　　（三）农业信贷业务开展初期依赖农信担保。农信担保既是一种抵押品替代机制，也是弥补农业信贷市场失灵的重要政策工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原所长张承惠认为，“民营类融资担保机构的风险控制能力相对较弱，也不会重点关注风险相对较高的农业信贷领域。”对农信担保体系的财政补助，实质上是对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方式的调整和创新，也是财政对市场施加影响的一种体现。然而，对于农信担保被不能赋予过高期望。从长周期来看，农信担保公司无法充分覆盖农户个人信用，银行业金融机构与融资担保公司的银担合作要避免盲目性和随意性。

　　（四）农业信贷业务风险具有分散性。除了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供需关系的周期性波动、农户个人的认知能力和道德水平均会构成农业信贷业务的风险点。农业信贷领域的风险具体可以概括为自然风险、商业经营风险和农户道德风险。自然风险包括各类气象灾害、极端天气导致的农作物减产、毁损，农户主观上即使有归还贷款意愿，客观上也失去偿债能力。商业经营风险是指农户由于对供需关系、市场演变把握不准，导致农产品滞销、价格大幅下滑而账面亏损巨大。农户道德风险包括两类，一类是农户主观上没有归还意愿的套取银行、金融机构资金的欺骗行为，如果金融机构操作不慎又会为各类贷款诈骗、骗取贷款等犯罪提供温床；另一类是农户对农业信贷的性质认识不清晰，把信贷误认为补助或扶贫资金的一类行为。

　　现阶段金融机构开展农业信贷业务存在的问题

　　（一）与城市信用体系相比，农村信用体系刚性约束较弱。现代金融服务通常以信用评估标准为基础，但由于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信息化程度不高，农村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一般较为落后，农户的风险承受能力较差，同时农户存在抵押品稀缺、分散风险机会有限等特点。农村的信用体系具有较强的柔性特征，很多地方开展“三信评定”，使更多农户纳入现代征信体系之中，也是肯定了柔性道德在农户信用体系中的独特地位。金融机构想要获取较为可靠的农户经营生产和生活等信用信息，除了关注农户在征信系统上的信息以外，更重要的是通过田野调查、乡村走访的方式。有时借助个人与社会关系网的力量向农户催收逾期贷款，效果可能好于直接诉讼。村规民约、社会习俗、习惯对农户贷款的约束比预想的更为有效。因此，为了精准地开展信贷业务，在农户信贷档案的归集和获取上，金融机构还需要进行漫长的积累和试错。

　　（二）农信担保不能完全覆盖农户个人信用。农户的个人信用风险无法通过农信担保公司的担保行为加以化解。一方面，农信担保公司出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分散风险的考虑，在实际提供担保服务的过程中，往往会需要借款人提供反担保。另一方面，部分农户在申请贷款时隐瞒信息，农信担保公司由于信息不对称不能严格把关，使得贷款存在风险。一些地方尝试开展“农房抵押贷款”也是想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农户资信水平较弱，且没有其他信用凭据的缺陷。因此，农户信用体系不单单是一个贷前参照体系，更是银行、担保公司等金融机构稳定开展各项工作的基础。

　　未来金融机构支持农业信贷发展的主要路径探讨

　　乡村振兴战略强调推动人口、土地和资本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鼓励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技术的快速发展，农业经营范围、农业经营主体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农村金融的需求也呈现多元化的特征，从而对涉农金融机构的产品创新提出更高要求。

　　（一）不断拓展农业信贷的数字化应用场景。首先，农业信贷可得性要求农户获取信贷的场景能够嵌入农户的生活居住条件，比如农户在田间地头办理农贷申请，客户经理携带设备上门办理大额贷款都是较为典型的场景。部分省市的金融机构还通过利用农业农村大数据、卫星遥感、物联网等技术对农贷应用场景进行完善。其次，由于农户的脆弱性、农户对农业经营风险的不耐受，农业信贷的数字化发展成为大势所趋。有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在对传统金融资源进行有效整合的基础之上，可以提升农户对正规信贷的可得性，进而促进农户创业。

　　基于农村客户贷款具有额小面广、量大普惠的特点，传统的信贷模式效率较低、获客成本高，在机构、渠道、数据等方面容易形成“割裂”，难以形成合力。依托于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建立信用风险授信系统，利用线上触客和授信，既实现了支持“三农”融资贷款需求，也保证了风险可防可控。

　　（二）打造差异化的农户信息数据库。农村金融客户规模庞大、服务区域较广、信用意识相对薄弱，同时涉及授信担保的抵押物普遍缺乏，传统的贷前调查、贷后监管方案有限，存在很大的资信风险和违约风险隐患。构建高效的信用信息数据库是商业银行运营成本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较典型的是浙江农信的信贷档案数据库，因其长期开展“走千访万”专项活动而建构了较为完备的信用信息数据库，取得了较好的市场反馈。如果数据库的信用信息可对农户道德和诚信品质加以有效识别，只要借款人有稳定的经营性收入，具备按期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还款意愿良好且无重大不良记录，金融机构就可以根据数据平台的测算提供相应的信贷支持。农户信用信息数据库前期的准备和运营耗费时间较长（一般十年以上），且后期也存在维护成本，但其成功运作后将为金融机构稳健开展农业信贷业务创造长期价值。

　　（三）立足各地本土产业发展方向配置信贷资源。农作物的生长和收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气候条件，如降水量、光照、积温等自然因素，无论是国有大行还是各地城商行，均根据属地银行的自然资源禀赋展开农贷产品设计。“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农业信贷领域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四）结合各地农业生产特点延长金融服务链条。目前全国各地的涉农贷款产品主要有三大类：一是依托土地和农业资源，如江西吉安首创的“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江西彭泽面向有节水项目融资需求企业的“节水贷”等。二是以地方特色产业为核心，如茂名的“荔枝贷”、兰考的“大棚贷”等。三是基于人群作为划分依据，如云南永平农商银行为外出务工人员量身定制的金融产品“务工安心贷”，许多地方银行针对农村妇女设立的“巾帼创业贷”“巾帼信用贷”“巾帼芳华贷”等。事实上，农业生产的金融服务链条并非止步于种植、育苗阶段。包括农作物田间管理所需的灾害预防、农作物丰收后农产品的加工、运输、仓储、市场营销等诸多环节均有配置信贷资源的可能。